英国出版家格兰特·理查兹（1872－1948）痴迷文学是出了名的，他在生意上的打算总是敌不过帮助作家的热心。30年代初，他先后出了两本自传，萧伯纳在1934年给他的信上提议：“你应该把你的书取名为‘一位竟然至于喜爱文学的出版者的悲剧’。”这句话既嘲讽了一些出版者——他们不至于从心底里喜爱文学，又幽默地表达了对理查兹的嘉许。
理查兹在1901年组织出版了“世界经典丛书”（The World’s Classics），我们为此仍感念他的恩德。这套丛书于1905年被牛津大学出版社买断，不久以蓝皮或绿皮的精装袖珍版行世。多年来，丛书书目不断补充扩大，1980年还以简装本推出。牛津大学出版社矢志于理查兹的理想，请看文学在丛书16个类别中所占比重：文选、自选、传记、希腊与罗马经典、戏剧、散文、小说、历史、书信、文学批评、哲学与科学、诗歌、政治学（含政治理论和政治经济）、宗教、短篇小说、旅行（和地貌）。与这套丛书相比，1906年问世的“人人文库”（Everyman’s Library）分类有所不同，但偏重文学的特点大致上一般无二。
在英语世界，还有一套比较权威的基本经典文库，即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大英百科全书“西方世界伟大图书”。这套54卷的图书由美国学界代表人物选定，文史哲（包括神学）与科学并重，有两卷专门介绍、梳理西方文明史与思想学术史上的重要观念。即便如此，文学类著作仍占整整三分之一：荷马、希腊戏剧、维吉尔、但丁、乔叟、拉伯雷、蒙田、塞万提斯、弥尔顿、菲尔丁、鲍斯韦尔（他完全靠《约翰逊传》入选）、歌德、麦尔维尔、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各一卷，斯威夫特与斯特恩合一卷，莎士比亚两卷。看来文库主编哈钦斯（芝大校长、法学家、教育家）也得益于理查兹的“出版者的悲剧”。
然而在我国首次大规模自选影印的英文版“西学基本经典”（英文取名为“Western Classics”）里，“出版者的悲剧”已不留痕迹。丛书共一百种，涵盖了“十大人文学科”。犯“十景病”图的是宣传时叫得响亮，牺牲自然难免，于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被摈诸门外（一部献给达尔文的巨著居然落选，想必是媚俗心态在作祟。）广告上说这套不朽典籍“铸就了有史以来西方文明的全部灵魂”，每一所大学、每一个公共图书馆都应收藏，每一位人文学者都应阅读，但经典书目竟然至于没有文学。文学理论倒是有几种入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和朗吉努斯的《论崇高》，不过它们与福柯的《性史》和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起被归入哲学。
对丛书策划者个人的随意设想本可以恬不为意，但如果这种偏差反映了我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盲点，那就有费点笔墨的必要。长期以来，我们重学理，轻文学，满足于抽象的思想，抽象的理论，抽象的学术。清末民初的文人有感于文学陶熔诱掖、熏浸刺提的作用为文学奔走呼号，甚至提出“无文学不足以立国”（陶曾佑）。此说可资提倡道德风尚与素质教育者借鉴。其实学术的昌明也有赖于文学，脱离文学滋养的人文学术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学术思想不能没有感情的储备，而且总是牵涉到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所谓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一套干巴巴的现成词汇或会议上应付差事的发言。《音乐、艺术和观念》一书作者莱纳德·麦耶指出，形成意识形态根基的是潜伏于人心深处的信念、态度和意向，它们通常不是理智地推演出来的，也不是有意识地特有的；它们是一些无意识的前提和最基本的范畴，影响并引导着我们的感觉和认知，亦即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理解。文学艺术的表现方式无限丰富，具体入微，它们无形之中作用于那些信念、态度和意向，其力量绝非有口无心的经文或习见的标语口号所能比拟。
穆勒在《论自由》（1859）一文揭示了一种令人尴尬的现象。当时的基督教徒对基督教的信条只是在口头上表示崇敬，他们真正的行动指南却是世俗生活中的利害考虑；本应深入人心的教义蜕变为苍白的信条，不能在想像、情感和思维判断诸方面得以体现。这现象也就是纽曼所辨析的“概念上的赞同”和“真正的赞同”之间的本质差异。“真正的赞同”是纽曼所理解的信仰，它来自亲身感受，不是什么单纯推论演绎出来的思想。它因其道德和想像的特征激励人心，因而能涵养性格，确立原则，指导选择；它的对象能使爱慕虔敬之心油然而生。没有人像纽曼那样珍视教条，但他知道对教条的“概念上的赞同”缺乏生命力。作为一位宗教思想家，他也“竟然至于”喜爱文学。他洞悉文学与“真正的赞同”的血缘关系，并说司各脱的小说，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的诗歌表达了英国十九世纪初人们最深层的精神需要。
穆勒个人成长的经历是在学术研究中应有地位的见证（他的《代议制政府》和《功利主义》收入影印丛书，希望《功利主义》是玛丽·瓦诺克1962年编选作序的版本。）穆勒父亲是边沁和李嘉图的密友，他亲自督导儿子的教育，尤其注重培养他的分析能力。穆勒很早就把改造世界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但在22岁那年，他突然处于神经麻木的状态。他自问：“假如你生活中的所有目标完全实现，假如你所向往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变就在这个时刻完全实现，你会觉得非常快乐和幸福吗？”此刻一种不可遏制的自我意识明确答道：“不！”穆勒四顾茫然，柯尔律治《沮丧》一诗似乎是为他当时的状态而作：
一种没有剧疼的悲哀、空虚、幽暗和阴郁，
一种寂寥、沉闷和冷漠的悲戚，
在语言、叹息和眼泪里，
找不到自然的发泄或慰藉。
穆勒感悟到，假如教育的目的是建立牢固的联想，那么他的功利主义导师们研究建立和保持联想的方法是肤浅的。在受教者习惯于运用分析能力之前，这种联想就必须十分强烈，不然，没有其他心理习惯的补充和制衡，分析精神可能会蛀蚀热情和德行的根底；献身学术、改良社会的热望应伴有感情丰沛的内在修养，缺少这样的修养，人生之船装备再完好也是有舵无帆。穆勒从此将注意力转向诗歌和艺术，是华滋华斯的诗作把他从颓丧中解脱出来。如果穆勒后来在学术上本固枝荣，他首先受惠于诗教中“蕴藏着由感情渲染的思想。”
穆勒在他的《自传》第五章评述了他这次精神危机。这部书（商务已出译本）被拉斯基称为“十九世纪思想史中头等重要的文献”，它的热心读者包括史学家、伦敦经济学院创始人之一比阿特丽丝·韦布夫人（1858－1943）。韦布夫人婚前姓波特，祖父和外公都是借1832年选举改革之机凭财力进入下院的商人，父亲是铁路大王，不过乐于与知识界来往。韦布夫人从小希望像穆勒那样献身于社会公共事业，后来成为费边社的中坚人物。她早年曾受业于名满天下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斯宾塞自以为能用科学的态度把社会上的一切习俗和制度当作动植物标本来分类研究。韦布夫人热爱乔治·爱略特的小说，她试图用爱略特所描述的“感情思想”（emotivethought）来校正斯宾塞科学至上的唯理主义。巴尔扎克对人性的灼见使她叹服，她相信小说家独特的知识将推进有关人类精神生活的研究。她在日记上失望地写道，一些流行的社会科学著作（大概包括斯宾塞本人的《心理学原理》和《社会学原理》——即严复所译《群学肄言》）不能卒读，那些武断的定义无非是作者的假设，它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特定的环境下个人的心智会往不同方向发展。她从一个不同于穆勒的角度肯定文学的价值：
心理学抽象描述的把戏并不比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更能反映我周围世界的确切情况。人性隐微曲折，人的动机变化多端，复合掺杂，汹涌而来的本能往往披着理性的外衣，社会环境和个人的本我多方面互相影响，要读到有关这一切的描写，我不得不转向小说家和诗人，转向菲尔丁和福楼拜，转向巴尔扎克和布朗宁，转向萨克雷和歌德。（《我的学徒生涯》，剑桥1979年版，第137至138页）
对文学的这种理解多少说明“世界经典丛书”和理查兹的“出版者的悲剧”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
社会科学在20世纪异常发达，但它们仍无法将人文学科取而代之。文学中“有关这一切的描写”依然无与伦比。任何舍弃西方文学来谈西方文明菁华或人文学术的企图不仅是幼稚的，而且是可悲的。不能否认，“西学基本经典”的出版能解决很多学生的急迫需要，希望这套丛书还有机会拾遗补阙，发展壮大。我们渴望接触种种学术思想和哲学理论，我们也切盼歌德所说的生命的常青树。
